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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如柏，汉族，江西省上饶市人，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高级研究员、理事。195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（原中南矿冶学院），后进入成都理工大学（原成都地质学院）从事矿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直至退休。工作期间，共发表有关矿物学、地球化学论文近100篇，曾于1986年首次在世界上命名了独立的矿物种Ertixiite(83-42)，为矿物学协会（IMA）接受（承认）而被载入矿物学全书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次偶然机会，接触到了三星堆玉器，意识到要用矿物学的方法去鉴定古玉器的矿物成份及其名称，从而确定其产出地方，进而揭其中蕴的远古文化信息。于1995年发表了《中国古代的玉石之路》一文，1998年发表了《四川省的龙溪玉》，1999年美国《GIA》用英文转载了该文。2001年发表了《广汉三星堆玉器材料的初步探》论文。

2004年首次提出：用次生矿物（Secondary Mineral）的方法去确定古玉器的次生变化（Secondary Change），于2006年发表了《用高科技方法鉴定古玉的次生变化》一文。2009年，在出版了《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》一书（共三册）。

2007年12月在成都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，2008年3月7日36版，该报用套红标题《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——古蜀文化或为中华文明之源》进行报导。随后，、四川日报也跟进做了相关报导。

摘 要：大量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（玉璧、玉牙璋、玉镯等）、象牙上、以及重约数十公斤、额头上相嵌（粘）有宝石的水晶头上等等，说明在当时古蜀国流行规模之大，信教人之多可想而知。起源于中国教传入后，经过人（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）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教理论，沉睡近2000年之后，由传至中亚地区各国，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，最后回中国内地，这就是的倒流现象。

关键词：；广汉古蜀国；四川

一、前言

在2022年，我们发表了《论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——对起源的新思考》一文，引起了学术界的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我们又收集了一些资料与实物，对的起源再次进行探讨。

有学者曾经说过，“历史学的生命在于（阐明历史的）真相和真知，而不是假相和无知”；

“研究古文字，就不能只看到（不止于）殷商甲骨文；研究中华文明不能止于夏、商、周；研究中华文化，不能止于、孔子，是中华文化孕育了，孔子，而不是，孔子创立于中华文化”。

图2 雕刻座像的玉牙璋左图为全貌，右图为顶部放大 牙璋长69cm

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创新，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创新的发现史。所谓创新，就是敢于研究前人从未研究过的东西（学术课题）。但是，研究者一定要亲自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（或实物），只有这样，写出的才能有说服力，而不能一味地从文献到文献（当然，引用文献也是应该的）地空谈阔论，更不能凭空地想象推论。

在已知的一切有关的书籍中，无论中国的、外国的都是千篇一律地宣传说：“是的‘创始人’（引号是我们加的）”。简称为“”或“”。在很多文献中都说：是从摩耶（Mahāmāyā）夫人的左手窝生出来的，生出来之后，就会走路，共走了7步，一步一朵，走了七步，而后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说：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”等等。

季羡林（2006）在《季羡林谈》一书中，一针见血地说：“……至于中说，遇到老人、死人、病人的故事，在最原始典里都是没有的，可能是后来和尚们认为，没有这些就不能说明出家的原因，因而是编造出来的”。就现在所知，文献中对的出生年月与死亡年月都众说纷纭，不过就大致的年份来讲，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物，这是无疑的，他们的年龄差距不会很远，大致在世生活了80年。而孔子生活了73年（公元前551年－公元前479年）。

按照中国的纪年顺序：三皇（燧人氏、伏羲氏、神农氏）五帝（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）、夏（禹）、商、周、东周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等等，而后是秦、汉。现在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在《史记》中都未记载过的黄帝以前的四川广汉古蜀国，会有大量像出现在玉器上（玉牙璋、玉璧等）？还有头像巨人（高1.1m）被发现？尤其是玉器上像与中国远古文化的太极图、八卦、十二生肖等组合在一起？如果说是起源于，那么，四川广汉古蜀这些的出现又如何解释呢？又据《历代汉州（广汉）志》记载：广汉县竟有108座（），可见当时该地流行之广，可想而知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与广汉相邻的什邡、彭州、新都等地就有150多座，时间从周朝直到清朝末年。与广汉较远的大邑县、双流县等地也有167座，就连成都市都有数十个，例如，龙潭、章灵、红瓦、燃灯、灯、石经、太慈、青羊宫（观）、（院）等等，如果不流行，为什么在川西平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呢？

图3 双面玉人，一面是古蜀国的正常的人面像（左）， 一面是有发结的古蜀国的（徒）的人面像

“天竺”一词出现在我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中，那么至迟在东汉以前，的商人有少部分就有可能沿着古代的商道到成都定居或做贸易，否则成都不可能出现“小天竺”的街名。

二、情况简介

据《中亚文明史，卷Ⅱ》资料，“在B.C.3000年，原始人是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大草原向西南迁移，他们的主体到达和穿越马尔吉那与Bactria并在犍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文化。”

“”一名河，为“Sindhu”，也曾经译为“信度”、“身”，意为海洋河流。在的人，有100多个，无论那个都不占绝对优势。而在我们中国，汉族约占人口的85%左右，其他少数（56个）约占15%左右。中国人讲汉语的人占绝大多数。在有179种语言，500多种方言，5万人口以上的人使用的语言有118种之多，语言的多种性说明人种的复杂性，B.S.古哈（1935）将人种分为尼格罗人（Negroids）、原始澳大利亚人（Proto-Austroloids）、人（Mongoloids）、地中海人（Mediterraneans）、迪纳拉人（Alpo-Dinaries）和北欧人（Nordics）等，故人类学家称为人种博物馆的。其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在古代，外敌侵入多次，每次入侵均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入和语言的混入，致使该国语言与人种的复杂性。由于不同的入住，导致了的多样性。就而言，除有本土的（门教）以外，还有耆那教（Jinas）、、教、、琐罗亚斯德教（Zoroaster，又称袄教、拜火教），后五种，在人心目中均不是本土，是外来的非本土。人认为：只有才是本土，它的前身就是门教，这种门教在诞生前，就早已在人中有了而存在。此外，在还有密教（是教的混合产物）、锡克教（是与教的混合产物）。因此，也被学术界称为博物馆。有专家（尚金鹏，2007）指出：“与耆那教是土生土长的非传统（）文化”。我们认为，这种论述是自相矛盾的，为何是土生土长、又是非传统的呢？在中就有“东方”的表述，这说明不是本土的东西，是典型的舶来品，如同中国人认为，是外来的，非本土（中国）的，所以不管士如何花力气宣传它，中国人就是不信（当然也有少数人信它），所以，在中国不流行，而是中国本土的东西，是它的“娘家”，所以在中国十分流行，这是合客观情况的。

三、中国远古时代早有对的认知和文化中可能的中国元素

在《明论》中，记载了夏禹时代有一位曾辅佐禹处理朝政的人，此人叫伯益，他是中国古代知最早的人，他也很可能是中国古书《山海经》之一。

一组十二生肖像组合在一起的玉器。上右是底部的十二生肖之一的“羊”，每尊都有古文字像图

伯益确有其人，查《中国大全书》（第二版）叙述：“伯益：中国上古帝王颛顼（颛顼是黄帝的孙子——本文注）的后代，大业娶女所生，名大费，也作伯翳、柏翳。相传辅佐大禹冶水有功，被舜赏之，妻以姚姓之女赐姓赢氏而命名为虞。禹即位后，举伯为禹的继承人，禹死后，伯让位于禹之子启”。

查《中国姓氏大全》[6]一书，确有伯姓，其中叙述如下：“春秋时期，晋国有大夫伯宗，楚国有太宰相伯州犁，（1）相传为古代嬴姓祖先伯益（亦作大翳，又称大费）的后代，（2）商朝末年，孤竹君长子伯夷（墨胎氏）的后代”。故现代上姓伯的人，可能都是伯益的后代。

文献中说：“伯益知，是中国自古以来知的各种传说中最早的一种传说”。此后，在周昭王、周穆王时代也有事活动的记载。

宗炳的《明论》引《弘明集》卷二中记载：“伯益述《山经》：天（西汉时文献中称为天）之国，偎人而爰人”（此处的“爰”可能是“爱”之误——本文注，下同），（晋）郭璞解释：“古谓天即天竺，浮屠（即）所兴，偎人之义，亦之训矣。因亦闻于三五之世矣”。又在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记载：“东海之内，北海之隅，有国名曰（可能不是指现今的），天，其人水居，偎人爱之”。前述的“浮屠”是“Buddha”，译音即是指，“天”可能是“身”的误读，其为“Sindha”，其原意即为“”，是由古而来，所谓“三五之世”即指我国古代的三皇五帝时代。

图8 在、奏乐、拜（上）和拿“琴”演奏（下）

由此可见，“”的概念，远在夏代及其以前，就已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存在，最早文字记载的是伯益。其实，《山海经》一书，是记录了自远古到春秋战国以前的古人所见所闻的传说，后人把这些传说故事汇编而成的。其可能远非一人所能完成，该书是一部集体作品，最终是某一个人再串编起来，集成一部著作，流传至今。书中所提及的一些怪异的动物，可能都是遗传基因发生变异的结果。

前已叙及，“创始人”（引号是加的）的与我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物，而早在我国的五帝（黄帝、颛琐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）以前就存在了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中，开头一句是：“蜀之为国，肇于人皇，与巴同囿，至皇帝……”。此处的“人皇”即指“伏羲”。可见，古蜀国的历史及其文物（玉器、青铜器等），与伏羲、皇帝有关，在古蜀国玉器上曾发现了伏羲氏的风姓（H）字样和“丝”字，“”字，故而可以肯定，在远古，“丝”与“”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研究《史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史》的专家们都应听说过（或看过）有《明论》一书，该书中提到的伯益知的论述都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？！因为在史研究中，学者们都可能有一种固定的、传统的观点，即认为；是外来的（即由传入），这就把的起源做了“结论”，故此在《明论》中纵然有中国古代（在夏、商、周以前）早有（当时可能不叫，是一种活动）存在，也认为这是中国古人的传说，而加以排斥。这样一来，就把一个正确的东西（指）被错误的观点所否定了。研究者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来对古史材料的取舍做出不该做出的误判，故而信史就变成了“伪史”了。在文献[7]中的就犯了这种不该犯的错误。现今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有关起源于中国四川的证据，就应该要像起源于中国和樱花也起源于中国那样，把起源于中国的发话权拿回来。一旦这个观点（起源于中国的观点）认可，将会产生深远影响，有学者说，甚至会改写世界史！

为了进一步说明不是起源于，我们再提供有关资料供专家参考。

英国《每日邮报》2010年11月15报导：“一家中国公司在阿富汗的Mesaynak铜矿山开矿时，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建立在古丝绸之路上（公元）2700年以前教，成为又一项考古发现。考古学家说，这座是位于喀布尔（Kabul）以南30km处。这座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（B.C.700年）教里有数座舍利塔，有150多尊大小不一教雕像，还有装饰着黄金和钱币的壁画，其数量之多，可以装满阿富汉博物馆，实物证据的发现，从时间上了公元2500年之说。”换句话说，此比出生时还要早近200年左右，由此可以断言，（）不是的创立者，在他之前，在中亚地区早已存在了。

古蜀国的庞大乐队在奏乐，有笛、箫、筝、竖琴等等，有座在上的，有跪着.右图是在弹奏竖琴

另据美国遗传学者J.H.Ge运用DNA技术测定，即基因考古学（Geical Archaeology）手段证实，是中国伏羲裔古羌人后代，或即是说，是中国的古羌人。在一本1924年出版的《史略》中，曾叙述：《“（Sakyamuni）”中的“释迦”（二字）为种族之名，义云能也，其族属于利亚人种中的黄种人。“牟尼”（二字）者，寂为贤人之义》。这就是说，“”一词，实际上是老百姓（）给的尊称，原意可以理解为“黄种人中的贤人或能人”，正如中国人对某种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尊称那样。此外，在1943年出版的（史）一书中，也有类似的叙述。故而DNA测定表明，（）是古羌人后代也不足为奇了！故中说，是黄皮肤的黄种人（中国人就是黄种人）。远古时期的古人是从高原进入的。也可以从四川经云南进入而达。从人类学角度来讲，在现今的那加兰邦和阿姆邦，这二个邦的人，都应当具有利亚人血统的基因。至于是如何传去呢？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早有论述，早在B.C.2000年（即公元前2000年），有一条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保山，腾冲进入的密，而后沿依洛瓦底江进入的商道（即的贸易商道），把成都出产的丝和其他日用品运去，再从向西运到欧洲，担任运输任务的是中国的古羌人和古彝人，时至今日，在东北部的一个叫做那加兰邦（邦相当于中国的省）有中国古羌人的后裔在该地[1]。Naga（那加）即是“龙”的意思。有一个少数叫做那加族。那加族即是“龙人的族”，那加兰邦是否可以理解为“龙人的省”呢？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，其他的人不叫龙的传人。那加兰邦位于东北部，与、中国接壤。我们在广汉古蜀国玉器上发现了“丝”字与“”字，由此可见，是“丝”把“”带去，所谓丝绸之路的最原始的起始点是在成都，最早应称之为“丝路文化”（其中应包括有“文化”）。由于“丝路文化”的畅通，把中国龙的概念也带入文化之中。“丝路文化”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“文化”之路。在历史上，任何一条商贸道路的开通，其功能都是多方面的。在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了《丝路文化》一书，共三卷，即沙漠卷、草原卷和吐蕃卷，论述东方文化是如何从三条道路传去的过程，书中也提到了“丝绸”与“（）”。但从时间上来讲，书中所叙述的“丝绸”与“”，远远晚于广汉古蜀国的“丝绸”与“”是从四川成都经云南、传播去。也即是说，“南方丝绸之路”是黄帝时代之前就有了，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就记载了有岱畎丝（产的丝）、丝（柞蚕丝）、漆丝（家蚕丝）等等。而“北方丝绸之路”是在隋、唐时代才出现的，前者是从成都出发，后者是从长安（西安）出发。

这是一座高××公分，宽××公分，重××公斤的水晶，浮刻有右旋的“卐”，座在上

时至今日，文化中“龙”的影子随处可见，除上述提及的Naga（龙）以外，例如的“龙军”（Nagasena），“大龙”（与中国远王相对应），“龙宫”（与《西游记》中的东海龙宫相对应），“龙树”（Nagariuna），此又译为“龙猛”等等。

在中的“Bhiksu”译为“比丘”，相当于中国的“和尚”；“Bhiksum”译为“比丘尼”，相当于中国的“尼姑”（的“修女”）；“Upsaka”译为“优婆”，相当于中国的“善男”；“Upasika”，译为“优婆卡”，相当于中国的“信女”。这样，中国的“和尚”，“尼姑”，“善男”，“信女”的称呼完全对应于的古意思。在有一个总管众神的神称为“阎摩”（yama），中国人叫“王”（简称“”），在《西游记》就有叙述。

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十二生肖，在《经》中有描述，其中与的十二神相对应。

中国远古文化中的“卍”（左旋）与“卐”（右旋）号在文化中也有表现。在中有《卐字续》。这种左旋与右旋号实际上由鱼太极图演变而来。在太极图中，也有左旋与右旋之分，的身穿的那种道袍身背后绘的是左旋太极图，而在一尊的画像中，其袒胸露怀的前胸位置刻划的是右旋卐，但也有左旋卍，这个左旋号（卍）也是原始——中的雍仲的教徽，其意义是“永恒”，“永生”。这个号（左旋）在中国周原遗址中有发现，在西亚的“halaf”女神的肩上也有发现，在国内的四川彝族文化中，左旋（卍）与右旋（卐）都有发现，某些国外的团体也用了这个右旋号。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如何去解释它们，所有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号，其原点肯定在四川广汉古蜀国，即都是从古蜀国传播出去的，而不是起源于西亚。

我们在古蜀国玉器上看到，古蜀国人在时，头上戴的帽子边缘就刻划有“卐”或“卍”号。

在的Mobenju-Daro古遗址中，发现有三只眼和拿三叉戟（Trisule）的神，这与中国《》中的拿三叉戟有三只眼的杨戬何其相似？！此外，在古文化中有Linga（）崇拜（三星堆有大量性崇拜玉器发现）和母神崇拜（与我国红山文化的那个大肚子的“中亲”一样）。这些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早就已经出现了。

在古文化中，有很多“神”，这与中国的远古传说中的神十分雷同。例如：Surya（苏里雅）——太阳神：Vayu(伐内)——风神；Parjanya（帕捷尼亚）——雨神；Varuna（伐楼那）——；Indra（茵）——雷电神；Apas（阿帕斯）——水神等等。中国古典《卦神榜》中有：雷公、雷母神，风婆婆神，雨神等等。在三星堆玉器上就有太阳月亮的情景，古蜀国人肩膀挂上一个类似于《》中的武松带上那种“枷锁”，地上向着太阳和月亮，我们认为这是在祭太阳与祭月亮。中、印两国神话的人物如此雷同，说明文化的长期存在，是中国文化向传播呢？还是文化向中国传播呢？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。研究彝族文化史的专家认为，中华文明史至少在万年或万年以上。而的文化史，经考古学专家研究是在公元前3000年才开始出现了河文明（J.Marshall et.al. 1926年）。那种认为中国文化是受所谓文化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！

众所周知，在古代的历史上，曾经出现过一个叫做贵霜（Kushān）王朝时代，它是由中国古代的大月氏（Indoscythae）人所创建的。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00年直至公元40年左右，建立贵霜王朝的第一个首领是丘就却（丘姓是中国古代以今山东淄博市的临淄北的古地名，营丘的丘来赐姓的），他统一了各部落自立为王，在位三十五年，国号贵霜，其国疆土范围是，以现今的阿富汉都兴山南北为中心，北达锡尔河，东到克什米尔，南到巴基斯坦东部，西到东部，是当时中亚一个大国，可能还包括了现今的北部广大地区。贵霜王朝传到的迦腻色迦王朝（Kanishka），此时，面积更大，恒河上游是其领土范围，该国文化十分发达，在线币有丘就却的雕像像在一起，可见，在贵霜王朝流行。由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，起初用希腊文，后己又创造了贵霜文，在贵霜王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在当时的犍（今巴斯基坦白沙瓦地区）与克什米尔成了心。公元前二年，“博士第子景庐，受大月氏王口授《浮屠经》，这是到中国内地最早来的和尚，此人正是大月氏人”。有学者认为，大月氏人是古羌人的后代。

四、实物描述

为了使学术界认识并了解古蜀国的远古文化教的渊源关系，除了我们在文献公布的有关实物照片外，现在我们再公布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实物照片，供研究的专家参考。

图11 彝文中出现的右旋卐与左旋[卍]（上）[9] 和的教徽卍（见亚洲新闻周刊，2022.6

一把玉牙璋，其形状与常见牙璋一样，所不同的是，在此牙璋的顶端分叉处，雕凿一个双腿盘座在上的和尚（徒），右手五指拼拢，垂直向上指天，左手手心上放置了一只器物，人物神采奕奕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整个牙璋长69cm（其中，和尚高13cm），分叉处宽12cm，下部柄处宽9.8cm，厚度约0.3cm，其材料为透闪石玉，即龙溪玉。

牙璋乃古人祭天之用，为何在其分叉之处雕凿了一个盘腿座在上的和尚（徒）呢？足见牙璋在古蜀国除了祭天、祭地、祭祖先外，其另一种功能可能是祭，若如此，则古蜀国之流行可见一斑，当时人们对的与崇敬之情可想而知。

一件双面人玉头，其十分稀奇之处是：一面是头上有发结的古蜀国，这说明古蜀国当时有信（），他们把头发梳成发结以似与一般古蜀国人有别。另一面是普通的古蜀国人，头戴“V”字形帽。这件玉器充分说明，当时古蜀国教十分盛行，信人众多，他们和睦相处，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、友好的大家庭里。

收教有关的古蜀玉器

一组盘腿而座像（和尚）与十二生肖、古文字组合的玉器，每尊均座在上，他们背后那个“板”与人是一个整体，但形状不同，每尊的侧面浮雕一种动物（十二生肖中的一种），每尊的后背“板”上阴刻了一个头，手中各拿了不同的饰物（如，净水瓶，，太阳轮等等），“板”的背后两边有数量不一的古文字（均未标出）。

用阿富汗产出的著名青金石（Lazurite）矿区Badakhsan所产生的青金石矿物凿雕而成像。重750克，高15.5cm，宽7.0cm，平均厚度2.5cm，这种矿物的化学式是(Na, Ca)8Si6Al6O24[(SO4), S, Cl(OH)]2。Badakhsan（巴迏赫尚）矿区位于阿富汗的兴都山东部的柯尔奇河流域地区。该地是向中亚传播的重要节点地，此件青金石出现在四川古蜀国，充分说明，当时的长期性与影响力所及。

此外，在古蜀国，还发现了用水晶雕凿而成像头，共发现×个，其重量从14.01kg~32.44kg不等，高度从38~48cm不等，共有二种类型。

类型Ⅰ，头上有发结的，与四川乐山大的头部十分相似，每尊水晶头上的发结数目不同，从80~180个不等，每个发结的直径大小从1.0~3.2cm不等。

类型Ⅱ，的头发辫成“山”字形，即分成三到四束头发，从额前凸向头顶，再由头顶与后脑勺向上梳理头发组成一体，然后用黄金做成一个大发篐做成“”状（类似凤凰卫视的选美冠军载的标志）饰物，把头发固定篐起来，使之不会脱落，在其上相嵌（粘）了宝石。文献中的的发型可能都是由此类发型演变而来。

现将此二种类型水晶头各择一种描述如下：

一尊水晶头，重22.91kg，高48cm，与文献中公布的头像和四川乐山大头像基本一致。此水晶头的发结约128个，每个发结直径为1.2~1.5cm不等，其头顶大发结直径约8cm左右，比较此水晶头与乐山大（唐朝）像头和文献上的头像，由此可以看出，此水晶头远早于乐山大头教文献中的头像出现的时间，故而可以肯定，世界上此种类型像头原产地在四川古蜀国无疑。

收教有关的古蜀玉器

“山”字型水晶头，重14.04kg，高48cm，胸前相嵌（粘）有13颗不同颜色的宝石，水向成弧形排列有九颗宝石，中间向下有二颗宝石，左、右各一颗宝石，这些宝石直径平均为0.3cm，额头的一颗红色宝石直径为0.5cm，冠状上的紫色宝石为椭圆状，长轴2cm，短轴为0.8cm，头发先梳成条状，从前额经头顶与后脑勺的头发组合起来，编成“山”字形，再用相嵌（粘）有宝石的黄金发篐固定起来。由此可见，目前流行在颁奖大会上的冠军饰物，在远古的古蜀国就出现了。

一位双腿盘座在上的奏乐的，他手中拿着类似于“月琴”的乐器。此乃是一个庞大的乐队在演奏的之一。这个乐队中有吹类似于“排箫”的乐器。我们还在一件庆丰收的情景玉画版中，见有吹笛子的、的、吹锁呐的等等。

一组在吹奏乐器的古蜀国乐队，其中有弹竖琴的、吹锁呐的、吹笛的、吹排箫的等等，有的座在上，有的地上，这是否是在做时古蜀国在奏乐呢？由此看来，中国的音乐史、乐器史是否要改写呢？

一尊高××厘米，宽××厘米，重约××公斤的水晶，座在上，盘腿而座，右手五指拼齐，指向天空，左手中托上一只净水瓶，念念有词，后面的“大屏幕”光芒四射，头上有发结。

四川彝族文字中出现的左旋（卍）与右旋的（卐）号，右图中的卍是雍仲笨教的教徽。

五、的倒流——再回到中国

已故的国学季羡林说，他研究五十余年，发现了的倒流现象，他教倒流的公式是：（起源）——（传向）中国——（再传回），即起源于。

收教有关的古蜀玉器

我们认为，的倒流不是生所提出的“－中国－”公式，而恰好是相反，即“中国（起源）－（传向）—（经过）中亚—西域－（再传回）中国”的公式。即是是起源于中国，而后经过从四川到的古商道传播到，再经过中亚诸国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，最终再传回到中国内地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的倒流”的观点，即：“中国－－中国”公式。如果说，是起源于，为何当再传回时，在不流行？而应其自生自灭呢？这说明在没有根基，因为人的是门教，他们一直把当成为舶来品，人们为什么硬是要“拉郎配”呢？相反，因为起源于中国，中国是它的“娘家”，当传入后，到阿育王朝向外传播，再由中亚、西域各国再传回中国内地，自然而然受到中国老百姓的欢迎，故而在中国内地至今长久不衰。

为了阐明的回流，我们必须明确几个基本概念。

1）中亚的概念

中亚”（Central Asia）,即是指亚洲中部，此名由来已久，曾称之为“高地”。中亚“一词最早为德国地理学家洪堡（Ａ.Von.Humbolde）提出。现今教科文确认中亚地区包括有：阿富汉、中国西部高原、北部、东北部、高原、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诸中亚境内各个地区范围之部分地区（参见C-78ICONF, 636/3，巴黎，1979年2月12日文献）。

2）西域的概念

在文献中，所谓西域应当包括有大西域与小西域之分，前者包括了今天的与接壤的克什米尔、帕米尔、葱岭等地（还包括前苏联中亚各国的部份地区），后者是专指我国境内的汉朝所称之为的西域三十六国而言。

3）教传播的中亚、西域主要简介

a）康居国，又称康国，即今之乌兹别克斯坦的Samarrand（撤马尔汉）地区，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魏略》等中称康居，《书》称康国，其疆域范围大致包括：塔什干（Tashkend）以北，今吉尔吉斯坦西南部和塔吉克斯的北部的部份地区，最南部可能与中国古代大月氏国所管辖的华氏城（今瓦尔拉巴德）为界，还包括了郅支城（今吉尔吉斯坦的奥什市地区）。其都城位于Afrasiah或Kasansh。

收教有关的古蜀玉器

b）国：（Partava）为古语，在中世纪的语中，将Partava改称为Partu。在《希腊古地誌》中写为Parthyaca，在中写为Pahlava。另一名Bokhara,在《汉书》中译为，《隋书》译为安国，《书》译为安国或捕豁，或捕喝。

据《中国大全书 卷4》资料，国又称帕提亚国（Parthian Empire）是公元前247－公元前224年古代王国，其位置相当于现今的呼罗珊（省）地区，东部与阿富汉接壤，公元前二世纪，一个游牧迁至帕提亚，与当地土著民众融合之后，经过发展建成了一个王朝，汉文称之为国，文献称为帕提亚王朝，该王朝东北与康居和大月氏（即今之土库曼斯坦）相接壤。

该国王子安清（即后来人们称之的皈入安世清），曾来洛阳译。

c) 大月氏（Indoscythe）[12]，是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，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魏书》均称作大月氏，后因战争原因，大月氏迁往西部中亚地区的现今伊塞克湖地区，在Ｂ.Ｃ.139－Ｂ.Ｃ.129年间，乌孙大月氏迫使大月氏被迫南迁至达阿姆河北岸，公元前一世纪大月氏征服了大夏（中亚古国）建立了强大的（）贵朝。

d) 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诸国名称：

西域都护府包括今尔自治区全部，东到，南与自治区接壤，北到今天的塔城，西南部到帕米尔，西到今天的哈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东部的广大地域，包括有大宛国、乌孙国、于阗国、龟兹国、鄯善国、车师国、焉耆国等等，这些小国都各自有自已的语言。

至于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范围，与东汉的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基本一致，故而历史上总称为西域三十六国。

4）的回流及其路线

自从在Ｂ.Ｃ.2000年从四川省沿着一条古商道的起点成都，经云南保山到的密，再向西到达时，产生于四川（当时可能不称）思想、礼仪，随商道而传到，此时尚未出生，与中国孔子是同时代的人物，而却是在此之前或更早的时候就传到了，而这种传播与丝（绸）是不可分割的，因为我们在三星堆古蜀国玉器上发现了“丝”字与“”字。而丝的发明与蚕的驯化有关系。野蚕驯化为家蚕是在Ｂ.Ｃ.3500（即公元前3500年）年由中国人完成的，即是由黄帝原配夫人嫘祖（四川人称之为蚕母娘娘）所为。由此推算，中国人早在公元5500年左右就完成了野蚕家养后吐成了丝，所以，在三星堆古蜀国玉器上出现了现今的“丝”字，在四川省盐亭县（嫘祖家乡）金鸡乡元乐村就出土有金蚕、青铜蚕。在成都市古代有蚕市，在成都市新都区管辖的龙桥镇，曾挖出有“蚕市之墟”的石牌，据考证此牌是东汉时代的产物。在古之中，有“丝”字（Pattia），“绫”字（Prnga）、“锦”（Citra），而在三星堆古蜀国玉器上，不但有“丝”字，而且有“”字，故可以肯定，在中国的远古时代，“丝”这种日用品与“”文化，早已传至，而丝这种商品远消至欧洲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欧洲人为何对丝绸会如此情有独钟呢？由于丝路文化的开通，作为洋海贝也会随商道进入中国云南、四川也不足为奇了。如前所述，成都市的“天竺街”地名，表明在东汉时期（或之前）商人早就与成都有商贸往来了。

收教有关的古蜀玉器

为了进一步阐明的传播路线是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，请看下列史料。

在阿富汉的罕撤（Hunza）有很多遗址，此处是徒与商人来往于中亚必经之地。在巴米扬（Bamiyang）有巨大像（现已被），此可与中国四川乐山像相比，在一个叫做吉尔吉特地方，有一座塔，其中有用写教图书，在喀布尔地区的Teperuaranjan发现有。

在乌兹别克斯坦的Surkhan Darg地区，发现了有贵霜王朝的钱币，陶器，其上有头。在Darakhcha-Tepe地方发现有（神）殿，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建筑群，其中有供僧团（Sangha）的大厅。

在土库曼斯坦的一个叫做谋夫地方塔里发现了用书写在桦树皮上教（经）手抄本。

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楚（chū）河流域的Krasonrechensk（克拉桑雷琴斯克）教遗址中，有用抄写的。

此外，在巴基斯坦、克什米尔及查谟地区均有遗址被发现[15]。

当在中亚地区传播开来之后，随着商贸活动的不断发展，徒与商人往来频繁。的思想理念由中亚向东传入西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在西域与中亚各国接壤的康居国、国、于阗国、楼兰国、龟兹（唸求与慈）国等等，最先接触。这样，康居国的姓康，有名的是康安世清。龟兹（今库车）国的著名摩罗什（也有学者说是古羌族人后代），等等。传入西域教，在有具体的表现，例如，在拜城的克孜尔的石窟中有群，共236个，开凿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5世纪（或9世纪），时间之长令人不可思议，实为罕见，足见兴旺盛况。此外在古代龟兹国（即现在的库车县）之管辖范围地区，是西域的“心”，也是从西域向中原内地传播的重要节点[15]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断向东推进，在甘肃的又成为的又一个节点，莫高窟的发现了世界，它是一个艺术博物馆或者称之为“沙漠中的美术馆”，共有735个洞窟，它始建于公元366年，连续1000年以上，界把它称为“艺术宝库”。

收教有关的古蜀玉器

在山西省的云岗石窟也是东传的重要节点之一，那里有大量石雕。在陕西省的临潼市的庆山的地宫中曾发现装有舍利的金、银棺椁而轰动界，在河南省嵩山少林，浙江省杭州市的灵隐，的栖霞都是的传播点。在向东传播时，还可能在青海、甘肃境内向四川传播，有学者（吴焯，1992）认为：“四川早期教传入可能是从青海省东南进入四川的青海道”。据他考证，在四川省的、什邡、乐山、彭山及宜宾、川东的忠县（按：现重庆市管辖）等地均分布有早期传入四川教雕像，并均发现于崖岸之中，时间约在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之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彭山、宜宾教雕像中，有胡人（即当时的外国人，可能中亚或西域来的）形像。在《华阳国志》“蜀志”中的郫县部分，就记载有：“冠冕大姓：何、罗、郭等”，有学者认为；其中何姓，罗姓可能都是早期（汉代）入蜀传的西域人的后代。

另外，从语言学上来讲，进入我国汉代的西域各国之后，这些小也用本国的语言把的翻译成本国语言以便于传播。例如：“Buddha”一词，汉文译为“”，“”，“浮屠”等等。

Buddha 龟兹文 pud或pud

Buddha 康居文 pwty, pwtty

Buddha 文 bwt, but

Buddha 大夏文 bodo, boddo, buodo[17]等等。

可见，传入中亚、西域之后，为了传播，由转译为本国文字进行传播、宣传这是十分正常的。然而，也有直接从译为汉文的，例如摩罗什翻译的《浮屠经》是直接从译出的。

由以上的叙述，我们可以勾划出一条传播之路。即起源中国西南的四川，它的时间大约在商代以前的黄帝时代或更早，当时就有一条在公元前2000年从成都经过云南保山、腾冲进入的密，再向西传入。传入教到了时代，此期间可能是的理论形成积累的过程。到了的阿育王朝时期，大约在公元前259年~260年之间[15]，阿育王派遣使臣向外传播。从此时起，克什米尔（Kasmira）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汉（拉合尔－白沙瓦－喀布尔－米巴米扬等沿线均有遗址）向西北的中亚地区（吉尔吉斯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乌尔别克斯坦均有）传播，再折向东部经我国古代西域各国，将传入中国内地。

晋朝的和尚和唐朝的玄奘和尚所谓的去“西天取经”，其实是去进行实地考察（）和进行学术（玄奘），他们二人早在国内本身就有较高深教知识，玄奘在讲经受到了的热烈欢迎。

与玄奘去是从我国地区沿回传之路逆向而行到达的，不过后来从南下，经锡兰回国（广州），而玄奘仍然由陆路回国（长安）。

在，不是它的国教，所以在人的心目中是舶来品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！在中就有“东方”，“是黄皮肤的黄种人”的记载。所有经可能都不是所写的，都是后人（和尚）假借他的口气来写的。所以中开头都有“如是我闻”字样。

例如，《说长寿灭罪护诸经》（罽宾国沙门波利奉诏译）开头一句是：“如是我闻。一时在王舍城耆崛山中，……”。

《说经》（姚秦三摩罗什译）开头一句是：“如是我闻，一时，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与丘僧千十人……”。

《说》（曹魏天竺三康曾译），开头一句，“如是我闻，一时，住王舍城耆 崛山中，与丘众万二千人俱……”。

“如是我闻”，是第三人称，是否可以理解，都是后人“听”说的，但在编写时，早已故去，因而推断是后人假借的来写的，可能绝非本人所为。但是，也有经开头没有“如是我闻”字样。

写的人是否有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外国人（古羌人）？如果有，是否也有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内容呢？值得专家们去探究。

我们认为：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所说，对待科学研究，要有“弱德持恒不回首”的精神。

我们还应当指出，在古蜀国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天珠，其上有古文字像，这是否说明，与天珠有关系呢？据一位族告知，在典藉中，天珠被称为“宝”，别名叫“桑培罗布”，在《五部遗训》一书中，也提及了天珠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们将另文讨论此问题。

当一件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，学者们总是拿过去所学的那一点点知识来进行判断，是肯定或是否定这件新生事物，这是十分正常的，提出“相对论”时，有多少人出来反对他，哥伯尼提出“日心说”时，甚至被判绞刑，今天我们提出“源于中国论”，有疑是正常的，在今天，那些质疑新生事物的学者们，数十年前你们想到了在今天会有手机吗？有洗衣机吗？有互联吗？

在今天，可能有极少数学者还未看过或听说过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的《中国科技史》的这部巨著。学者J.A.戈尔诺的“所有文明都白种人”的荒缪论点必须底。这种论点蕴了目的。

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的错误论点，必须要在我们头脑中清除掉，实际上，是“文化东来说”，有的高科技的理念在古蜀国的玉器或青铜上就有表现，只是不被人们认识罢了，中国有的学者不去仔细研究中国老祖宗遗留下的东西，而一味地跟着别人走，甚至否定自己老祖宗的东西，我们是否还要做启蒙性的工作呢？

六、结语

本文是纯粹的学术讨论，只讨论的起源，不涉及的理论、体系、分类等，更不涉及其他。

本文内容乃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，文中不妥之处，请国内外专家们匡正。韩愈（唐）在讲到老师的作用时说：“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”。所谓“学问”，就是应该去“学”，而后去“问”，这里所谓的问，是救教诸方。对于非专业的我们来说，本文又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，是问的继续，诚心的不耻下问也！